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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溫哥華國際電影節（Vancouver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雖然已曲終人散，但很多在電影節中首映的電影，現在才正式在各地上映。今天我們和大家重溫幾個訪問，都是本台 DJ 在溫哥華國際電影節期間跟遠道而來參展的電影人的真摰訪談。第一位出場的，是由 Mary 盧玉鳳訪問的蔡廉明，也是《十年》的共同監製。

Although the 2016 Vancouver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has ended not long ago, we have several interviews worthy of your attention. Here they are, the masterminds behind "Ten Years", "Old Stone" and "A New Moon Over Tohoku".

《十年》

《十年》這部電影想大家思考的，是香港的民主自由是否「為時已晚」，但電影公映後過了一年，盧玉鳳能和監製蔡廉明分享《十年》的誕生和成長歷程，卻肯定是「為時未晚」。

說到《十年》拍攝的契機，蔡廉明說 2013 年尾，他和伍嘉良（《十年》另一監製，也是《本地蛋》的導演）正在構思下一部作品，兩人都對眼前香港的政局感到無力，但對未來卻有想像空間。只是他們能籌措的資金只有五十萬元，於是走去跟較有經驗的歐文傑（《方言》導演）商討，歐文傑提議他們拍短片，找五位導演拍五個獨立的故事，以十年後的香港為主題，但人物和故事可以自由發揮。因為每位導演只有十萬元製作費，超支了就要自己想辦法，故此所有導演都親力親為做剪接、調色等後期製作，還動用了很多人情牌。後來電影票房突破六百萬，蔡廉明也主動將利潤攤分給五位導演和他們的團隊，實行有福同享。

其實《十年》票房報捷，可說是一個異數。電影第一次放映是在「香港亞洲電影節」，由看過電影的影評人和文化界將口碑傳開，之後有院線聯絡他們，說《星球大戰第七集》首映的那個檔期沒有電影敢硬碰，不介意的話就來試試吧。結果掀起話題，網民互相傳頌，最後有六條院線放映，八個星期進賬六百萬。

《十年》不但贏得票房和口碑，更一舉拿下「第 35 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電影」，但最令蔡廉明始料不及的，是電影所引起的迴響。例如有來自內地的朋友向他們反映，電影低估了中國近年的進步，將中國政府說得過份負面和誇張；但也有新加坡的觀眾說看到香港的《十年》，尤其是《方言》，令他們很有感觸，因為新加坡三十年前已推行強硬的語言政策。《十年》似乎已超越了一部普通的電影，變成一個引發思考，讓大家討論自己城市政治和民生的平台。

《十年》的路其實還沒有走完，今個月除了會推出 DVD，還會出版一本名為「十年.內外」的精裝書，不但講述電影的製作過程，還請來五位作家延續電影裡的五個故事。而一系列的《十年台灣》和《十年國際》亦將以短片的形式講述對不同城市未來的想像。

《老石》

《老石》的導演 Johnny Ma 本人的人生經歷也很戲劇性，他本有穩定的職業，卻為了完成夢想而放棄一切，半途出家成為導演。他對年青人的忠告是：Don’t wait for things to happen. Make it happen.

如果《十年》探討的，是人在大時代中如何自處，那麼《老石》的著眼點，可能是為了做好人，做好事，你願意犠牲多少？「週六品味圈」（Sat 9am, AM1470）的馬光浩找來《老石》的導演馬楠（Johnny Ma）做了一個訪問。 

故事從這裡開始：在中國安徽省的某個小城鎮，有一名忠厚老實的計程車司機叫老石（陳剛飾），某天老石載了一位喝得爛醉的乘客，乘客亂搞軚盤令他撞到機車司機，救人心切的他不等救護車，將傷者抬到醫院，自始噩夢連連。公安指他破壞現場，又沒有人證，保險公司不賠；傷者長期昏迷，醫藥費五位數字，看不過眼的妻子乾脆清了銀行戶口不讓老石無止境地支付住院費。由始至終錯不在他，但他卻被迫走上絕路，最無助的時候老石甚至想「這個人死了是不是更好？」於是想到拔喉...

以上的故事不是天方夜譚，有聽過這樣的新聞，說在中國發生交通意外，司機不救人，反而倒車將傷者壓斃，因為賠給死人較為便宜；也有歐洲國家一直鼓吹人權，但當難民扶老攜幼的湧到邊境，立即翻臉不認人。到底一個人從熱心變冷漠，是怎樣開始的？

《老石》的導演 Johnny Ma 是加藉華人，這是他的第一部長篇電影，他還憑此片在多倫多國際電影節中贏得「City of Toronto Award for Best Canadian First Feature Film 大獎」。Johnny 於上海出生，10 歲移民多倫多，後來在 UBC 獲得金融系本科學位。

畢業後 Johnny 曾到上海從事金融業，又到溫州為一個意大利的服裝品牌工作，但他覺得這都不是他要走的路：「這些事情說到底，都是在為錢而忙碌，我不斷問自己：如果現在我死了，我做的這些事情有甚麼值得別人記住的嗎？」

在這樣不斷的自我拷問和反思之下，Johnny 最終選擇一條新的道路。2010 年，他到紐約的 Columbia University 修讀導演課程，希望從電影創作中找到自我的價值。

《東北的新月》

盧玉鳳訪問了《東北的新月》導演 Linda Ohama（右），其實今次來到溫哥華出席影展的，還有在紀錄片中出現的災民家庭 Kanaka Sasaki 及她的女兒 Sera Sasaki（左二及左一）。

在溫哥華國際電影節期間，Mary 還訪問了另一位導演 Linda Ohama，她的作品是《東北的新月 A New Moon Over Tohoku》，這部紀錄片回顧了 2011 年日本東北大地震以及當地災民現在的生活。作為第三代日裔加人，Linda 為何用了兩年半時間走到千里之外去拍攝這部紀錄片？

Linda 解釋 2011 年日本東北大地震及海嘯發生後，她作為義工在當地進行復興工作，當時很多人都鼓勵 Linda 發揮作長，以鏡頭將這個世紀天災紀錄下來，但 Linda 沒信心接下這個艱鉅的任務，一直婉拒。直至某天她和當地組織去到因為核電廠爆炸而受幅射影響的福島，她目睹這片廣闊的土地房屋依舊，但人去樓去，感覺非常震撼，Linda 不作多想，隨手拿起攝影機就拍下了《東北的新月》的第一個鏡頭。

下定決心拍攝後，Linda 開始搜集資料和密識受訪者，經過一輪篩選，Linda 決定拍攝八十多個家庭，訪問他們對地震的回憶，以及地震後如何展開新生活。拍了大量片段後，Linda 最嚴峻的工作才剛剛開始，因為她必須大刀闊斧的篩選哪些人物可以放入紀錄片之中，以及如何剪接，才能令觀眾不會覺得雜亂無章。最後 Linda 想到從北到南介紹每個地方的受訪者，而總共只有十多位受訪者的故事被接輯成為《東北的新月》，責任感強的 Linda 還親自向每位不被採納的受訪者致歉，因為即使他們的故事沒有被採用，Linda 仍然視他們為這部電影的工作夥伴，非常有心。

毫無疑問，每一個受地震影響的家庭都有傷心的故事，但 Linda 說最令人傷感的，就是小朋友的面孔。在拍攝《東北的新月》時，她會跟隨義工去到住宅區的廢墟清理現場，在瓦礫之下可能會發現一些被水浸過或被塵土覆蓋的照片，看到照片中一張張孩子的笑臉，Linda 不期然會想：「這個孩子還活著嗎？他們的父母是生還是死？現在過得可好？」有同樣想法的並非只有 Linda，很多從世界各地來到日本當復興義工的男子漢，看到這些照片都流下淚來。

日本東北大地震過去已經五年，但復興工作緩慢，很多災民仍然沒有固定的居所和職業，自殺人數甚至超越了地震時的死亡人數，Linda 希望《東北的新月》這部紀錄片可以令全球的人不要遺忘他們，繼續為災民送上支持和祝福。